温古知今，战胜疫情，瘟疫学鼻祖吴又可，被历史遗忘的国医大师
寻病探源：庚子年，五运六气主病。
原文，庚子年，少阳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中见太商金运，岁金太过，气化营运先天，坚成之纪，纪曰上征与正商同之化，命曰审天之纪，收而不争，杀而无犯，五化宣明，其气洁，其性刚，其用散落，其化坚敛，其政劲肃，其候清切，其令燥，其类金，其应秋，其谷稻，其果桃，其实壳，其虫介，其畜鸡，其数九，其在人也，在藏为肺，其物外坚，其色白，其味辛，其音商，在窍为鼻，在体为皮毛，在病为咳，此岁运之主也。开门阐微，在庚子岁，少阳君火司天主令而火炎，火炎自尅阳明燥金，肺部受损，鼻窍上通天气，内通于肺，故此病发作，温邪为患，在气交之时寒冬反热，故瘟热盛行！人体寒热交织而多病状！
医代先贤历经疠难后，经过临床验证，留下小柴胡加桂枝汤，以化解瘟疫所害，留方至今，时值流年逢此厄运之时，荐方至上，望广大医道同学共施，拯国难，济民危厄！
列方如下：人参，桂枝去皮，黄芩，芍药，生姜（切）各4.5g，炙甘草3g，制半夏6g，柴胡12g，大枣6枚，水煎服！功效，和解少阳，调和营卫！
温古知今
瘟疫学鼻祖吴又可，被历史遗忘的国医大师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吴又可先生的生平
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一直是在同疾病等自然灾害博弈中延伸的。
在我们今天大规模展开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之际，不仅又让人想起了十多年前的“非典”疫情防治。也不禁联想古代在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是如何抗击瘟疫的。那年的非典如何，中医如何治，西医又怎么对付的，点击本条参阅。
远的不说，距离我们几百年前的明末，就有一位防治传染疾病的优秀专家，他所创立的瘟疫防治学说，曾领先西方世界200年，对后世瘟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前几年上映的电影《大明劫》，演员冯远征在片中主演了这位医学专家。
他的名字叫吴又可（吴有性），江苏吴县东山人。
很可惜，这样一位济世名医，却死于清兵刀下。
1644年清军趁吴三桂反叛挥师入关，摄政王多尔衮为巩固统治颁布“剃发令”。生于江南的吴又可坚持气节，拒绝“剃发易服”而被处死，妻子携子投河殉情。
一代传染病防治专家无辜枉死，不能不说是对人类的一个损失。
吴又可从年轻时就开始行医天下，在瘟疫（传染病）防治方面颇有成就。
明朝崇祯后期，饥荒肆虐、瘟疫流行，李自成张献忠接竿造反，全国陷入天灾人祸的混乱中。崇祯十五年（1642年），全国瘟疫蔓延。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大疫，五六月间益盛。“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
各地医病郎中普遍用治疗外感病的方法，或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治疗，或妄用峻攻祛邪之剂予以治疗，均无效果，致使病情不断发展，各地枉死者不可胜数。
吴又可不顾危险，亲自到灾区考察疫情，积累第一手资料，决心探明究竟。
他追寻病源，潜心研究，依据毕生的治疫经验和体会，撰写出全新的《瘟疫论》一书，大胆提出“疠气”致病之学说，不仅开中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也在世界医治传染病学上成为伟大创举，因此赢得后世广泛尊重。
吴有性强调，温疫的特点：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淫之邪外侵，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一种异气感人而至，与伤寒病绝然不同。
不论从病因、病机到诊断、治疗均有区别，必须与伤寒病分开另论。
吴又可坚定认为，疠气是杂气中之一，每年都存在。疠气的存在盛衰多少，与地区、四时与岁运有关。感受疫疠之气之后，可使老少俱病。
今天看来，吴又可所说的“疠气”，无疑就是“病毒”。
吴又可详细分析了瘟疫侵犯途径、传染方式和流行特点。他确定，温疫疠气侵犯人体的途径，当是从口鼻而入。其侵犯部位既不在表，也不在里，而是由口鼻侵入，停留在半表半里之间，此处称为膜原。
吴又可所说的膜原，是说明温疫之邪在人体之内，有着外可连于表，内可入于里的特点。
他指出，温疫之病所以用治外感病的方法治疗不得痊愈，就是因为此病邪的部位不同于一般外感病的在表或在里，而是在于半表半里的膜原，这个部位是一般药物所不能到达的。
由于其既连表又连里，疠气盛时，则可出表或入里，这时才可根据疠气溃散的趋势，因势利导予以治疗。
吴又可将温疫病的传变从表里两大方面进行总结，归纳出九种传变方式，称为“九传”。即：但表不里、表而再表，但里不表、里而再里、表里分传、表里分传再分传、表胜于里、里胜于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
他的见解，从病因学方面将温疫与一般外感病区别开来，并与伤寒病加以区分。突破了六气致病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传染病病原观点。
吴又可这些在几百年前提出的独到见解，已被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所证实。
瘟疫侵袭人类，人类从古至今同瘟疫的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疾疫”“疾年”等文字记录。
两汉时期是古代对瘟疫记录最多的时期。东汉时期暴发的“毒言”是汉代在热带地区流行的通过唾液传播的一种皮肤性传染病。王充在《论衡言毒》中对该瘟有载：“太阳之地，人民急促，促急之人口舌为毒。”
吴又可作为明代医生，在《瘟疫论》书中所列瘟疫病种与东汉时期有所区别。他列出的有发颐、大头瘟、虾膜瘟、瓜瓤瘟、疙瘩瘟，以及疟疾、痢疾等急性传染病。
进而明确告诉世人，这些病都不是六淫之邪所致，而是四时不正之气所为，其症状与伤寒相似而实际迥异。
此前的古医学书籍，从未对瘟疫分门别类，吴又可都一一加以分辨并作了阐述，并推出预防制方。其中著名的剂方有达原饮、三消饮等。
在治疗上，他提出了一整套祛邪达原理论，临床治疗收到很好的效果。他的“疠气”之说，首先肯定它是一种物质，“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从而否定了疫病之由是“非其时而有其气”的旧观点。
吴又可还指出，疠气是多种多样的，有特适性的，更有偏中性的。
在当时科技并不发达条件下，吴又可能提出这样的科学见解，实属珍贵。
面对瘟疫，不管古代还是现代，人类为控制、降低、减少瘟疫流行，都积极地做了各种努力。
古代封建社会的瘟疫防治，受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家财力等因素制约，抗疫救灾的成效是有限的。一些落后区域在疫情面前无可奈何的古人，还滋生出许多祈求神仙保佑等迷信荒唐行径。
在中国历代抗瘟疫的斗争中，医生经总是奋战在抗病的前沿，治病救人，不计较个人安危和利益，为百姓安危尽力服务。
历史上医家就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很多名医留下的典故，都是有关防治瘟疫的。而通过抗防治瘟疫，也造就了诸多名医，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据说吴又可毕生治愈了很多传染病患者，其中遇有难以治愈的疑难杂症，他也往往会妙手回春，出奇制胜。
相传有一天，他接待了一位重患。这位患者被认为是染了瘟疫。症状是大便不通，脘腹胀满，疼痛难忍，四肢强直不能动，卧如塑，目闭口张，舌强，问话不能答，脉实有力，苔生芒刺。
从症状看，病情危重。患者儿子代诉，三日来已服承气汤三剂，每剂大黄用至一两，病仍不减。
一般医家，遇到此况，一定会考虑另立治方的。而吴又可则不然，他仔细权衡了患者的脉症，认为“下证悉具，药轻病重也”。不但不改方剂，反而将方中大黄增至一两五钱。结果，患者连服半月而痊愈。
1642年，吴又可在亲历各地的疫情后，首次提出瘟疫是病人中了一股“疠气”，疠气通过口鼻、人与人之间的呼吸传播，“疠气”便是瘟疫的根源。
吴又可的“疠气说”惊世骇俗，被有的同行斥责为“巫医”。一时间，没有人敢让吴又可诊病，当吴又可把煎好的药递给病人时，曾被听信谣传的病人一手打翻。
但吴又可并不放弃自己的见解。终于，有些病人决定尝试喝吴又可配制的汤药，并发现服药后的病情重者减轻，轻者转好。很快，吴又可的学说得到了人们的认可。经过推行他的治疗方法，瘟疫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
吴又可所著《瘟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给后世的贡献和影响是巨大的。直至今天，我国中医应用吴又可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仍十分有效。可是如今我们忘性似乎太大，或者很多人认为我们的祖先愚昧无知，生活在蛮荒的年代，不如现在的自己？别的不说就看当年的非典我们到底战胜了没有，点击参阅本文。在如今发达的今天人类也是对一个小小的病毒无能为力啊。越小的生物生命力其实更顽强。
那么对于吴又可先生的传染病指导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指导意义呢？
漫话中医防疫
作者/马有度
瘟疫，是中医学对传染病、流行病的总称。其中有些病名和西医学完全相同，如麻疹、白喉、痢疾、疟疾；有些则是中医独特的病名，如时行感冒（流行性感冒）、痄腮（流行性病毒性腮腺炎）等。
中医学认为引起这类疾病的原因，是具有强烈传染性的邪气，称为“疠气”、“毒气”、“戾气”、“异气”等。《瘟疫论》中说：“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实际上包含了多种肉眼看不见的病原微生物，如细菌、病毒、立克次体等。
这类疾病是经空气、饮食及直接接触而传染，此即所谓瘟疫之邪“自口鼻而入”。具有发病急暴，病情较重，症状类似，互相传染的特点。《黄帝内经》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如果不及时预防治疗，常常引起大流行。
这类疾病的发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在季节交替之际，特别是气候反常，冷暖多变之时，不仅易患伤风感冒，而且容易引起瘟疫流行。因此，讲卫生，爱清洁，加强防疫工作就很重要。
一、搞卫生，灭虫害
我国早在殷代的甲骨文中即有大扫除的记载。《礼记》也强调“内外皆扫”，其他古代书籍还提倡“穿井”、“改水”、“沟渠通竣”，以改善环境和饮水卫生。
预防传染病，要重视消灭传染源和传播媒介。历代古籍记叙了许多灭虫、灭鼠的方法。《左传》有“国人逐瘛狗”的记载，说明当时已经知道消灭狂犬病的病源。古代医家还认识到苍蝇是传播瘟疫的重要媒介，《瘟疫汇编》指出：“瘟疫大行，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而死者。”《通志略》更提出百部“能去诸虫，可以杀蝇蠓”。
因此，我们不仅在端午节、春节要进行大扫除，而且要形成经常打扫环境卫生的新风尚。大力消灭蚊子、苍蝇、老鼠、臭虫，注意搞好“两管五改”，即管水、管粪；改良水井、厕所、畜圈、炉灶及环境。
二、早隔离，避毒气
《内经》提出对瘟疫要注意“避其毒气。”而避毒气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对传染病人要早期发现，早期隔离，早期治疗，以免传染。
古代医家认为家中有人得传染病，亲属虽可服预防药，但更重要的是分开居住，隔离病人。《疫痧草》说：“家有疫痧人，吸受病人之毒而发病者为传染，兄发痧而预使弟服药，盖若兄发痧而使弟他居为妙乎”。
隔离的方法，自然最好是送传染病医院，或综合医院的传染科病房，如果条件不允许，也可以就地隔离或在家隔离。
古代除对麻风病人设置“疠人坊”实行集中隔离外，一般均是采取分散的家庭隔离方法。但很注意加强消毒，对病室或用苍术、雄黄烟熏消毒，或用醋熏蒸消毒。对病人的痰液、屎尿以及呕吐物等，则采用洒石灰消毒。对于患者的衣被，在明代即有用蒸气消毒者经常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防止飞沫传染也很重要，如《寒温条辨》说：“一人病气足充一室。”尤其是春冬季节，呼吸系统传染病容易流行，更要注意室内通风。
三、慎饮食，喝开水
“病从口入”这句谚语，说明我国人民对饮食不慎导致疾病早有深刻体会。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说得更为明确：“原霍乱之为病也，皆因饮食。”因此，我们一定要慎饮食，不暴饮暴食，不嗜食辛辣食品和烟酒，也不宜过食生冷瓜果，尤其要注意食品卫生，决不能进食不干净的食物。
汉代“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说：“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六畜自死，皆疫死，不可食之。”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十分强调饮水卫生，他在《本草纲目》中指出：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渗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必煮滚，停一时，候碱沉乃用之，否则气味皆恶，不堪入药、食、茶、酒也。”充分说明我国有注意饮食卫生的优良传统。
四、顺四时，适寒温
一年四季，也称四时，本有正常的气候演变规律：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人体的生理功能一般也能自行调节、适应。《内经》所谓“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就是说暑天热盛时，人体就增加出汗以加强散热；冬天寒冷时，人体就减少出汗以保温。《内经》还提出适应气候变化的办法，即“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
但当气候剧变或反常，有些人难以适应，抗病力下降，往往成为感染瘟疫的诱因。特别是正气不强，身体虚弱，或患有慢性病的人，更容易受到传染。因此，要注意增减衣被。
《理虚元鉴》指出：“虚人再经不得一番伤寒，或一番痢疾，或半年几月之疟疾，即轻而风寒感冒，亦不宜再受。所以一年之内，春防风，夏防暑，又防因暑取凉而致感寒，长夏防湿，秋防燥，冬防寒，更防非节之暖而致冬温。”
五、勤锻炼，常强身
中医学对防止瘟疫虽然重视避免“毒气”、“贼风”，但却更为强调增强正气。
因为“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温病学家吴又可在《瘟疫论》中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从前有三个人，一个腹中饥饿，一个饱食神旺，另一个则吃醉了酒，他们同时冒着寒冷在晨雾中行进。后来，酒醉的病了，饥饿的死了，而饱食的却健康如常。说明正气的强弱，机体的状态，是发病与否的关键因素。
怎样才能使脏腑强盛呢？
历代医家总结了宝贵的经验和多种方法。主要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怡情放怀，勤于锻炼，慎戒嗜欲等多方面。如能做到，就能使正气旺盛，抗病力强，病邪也就难以伤人。
六、预用药，防邪伤
强身防病，固然是积极的根本措施，但在瘟疫流行之际，采用药物预防也是一项重要措施。早在《内经》即有用“小金丹”预防传染病的记载；《景岳全书》载有“福健香茶饼”进行口腔消毒的方法；《千金翼方》还载有用“小金牙散”进行鼻腔消毒的方法。
这些具体方药虽然不是很通用的，但这种点鼻、喷喉等预防性用药的方法却沿用至今，特别是口服药的方法则应用甚广。
实践证明，在瘟疫流行之时，采用服大锅汤的办法，确有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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